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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，香港半岛酒店。

    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，新闻发布会。

    台下坐着三百多个记者，来自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韩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。

    台上坐着七个人。

    赵鑫坐在中间，左手边是顾家辉，右手边是许鞍华。

    谭咏麟、张国荣、徐小凤、邓丽君坐在两侧，周慧芳站在台侧，手里拿着那份报名清单。

    她先念了数字。

    一百二十八部报名影片。

    香港五十三部，台湾三十六部，新加坡十六部，马来西亚十二部，菲律宾四部，泰国三部，内地四部。

    记者们开始举手。

    第一个问题是香港《明报》的：“赵先生，今年内地有四部影片报名，这是第一次。您怎么看？”

    赵鑫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怎么看？用眼睛看。”

    台下有人笑。

    他继续说：“电影是用眼睛看的。用眼睛看，就能看见。看见什么？看见那些人怎么活，怎么爱，怎么等，怎么回。内地的人这么活，台湾的人这么活，香港的人这么活，新加坡的人这么活，马来西亚的人这么活。活法虽不一样，但我们活在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地球。”

    第二个问题，是台湾《联合报》的：“赵先生，侯孝贤导演的《家庙》有没有报名？”

    赵鑫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报了。最佳影片，最佳导演，最佳编剧，最佳摄影，最佳美术设计，五项。”

    记者追问：“您觉得它能拿奖吗？”

    赵鑫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能不能拿奖，是评委的事。但它该不该被看见，是我的事。”

    第三个问题，是新加坡《海峡时报》的，用英语问的：“赵先生，您拍的电影，为什么总是讲那些离散的人？”

    赵鑫听完翻译，沉默了几秒。

    然后他说：“因为，我就是离散的人。”

    台下安静至极。
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1975年，我从深圳湾游过来。后来我发现，有很多人和我一样，他们也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答案，等一个名字，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。或者，等他们也不知道的等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台下那些记者。

    “我拍电影，就是给这些人看的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不是一个人，有人看见了有人在等。”

    第四个问题是日本《读卖新闻》的：“赵先生，您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上映。日本观众能看懂吗？”

    赵鑫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亚洲各国的语言虽有差异，但受汉文化影响，彼此的精神是共通的。日本也有离散的人。不是只有华人会离散。人都会离散。问题是离散之后，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来处。”

    说罢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“每个记得来处的人，都能看懂。”

    第五个问题是法国《电影手册》的，一个金发女记者站起来。

    语速很快：“赵先生，您的电影在欧洲，也获奖无数。您怎么看待欧洲电影？”

    赵鑫笑了。

    “欧洲电影很好。他们问的问题也很深刻。但他们问的是，人能走到哪？道德的边界，情感的边界，存在的边界。这些是欧洲人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记者追问：“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在哪？”

    赵鑫说：“我们问的是，我从哪来，要到哪去，还有谁在等。欧洲电影拍悬崖，我们拍悬崖下面的人。他们问，人还能承受多少？我们问，承受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能站起来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这不是高低的问题。是各自对自己认知的差异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这些问题小，但小的问题，才是真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五点了。

    赵鑫走出半岛酒店，站在门口。

    威叔站在台阶下，抱着那个木盒。

    “赵总，回家吗？”

    赵鑫点点头。

    他上了车，威叔坐在前面。

    车子慢慢开动，穿过中环，穿过铜锣湾，穿过北角，往清水湾开去。

    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六点，香港红磡体育馆外，已经堵得水泄不通。

    不是堵车，是堵人。

    从柯士甸道到红磡站，马路两侧站满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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